4月20日下午，《四部丛刊四编》出版研讨会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举行，中国书店出版社社长于华刚、国家图书馆原发展研究院院长李致忠、故宫博物院研究院研究员翁连溪、首都图书馆研究馆员周心慧、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陈红彦、著名学者许逸民以及国内各大图书馆的研究人员出席了此次活动。
《四部丛刊四编》是《四部丛刊》的续出之书，1919年至1936年间，张元济先生主持出版了《四部丛刊》（初、续、三编），之后又计划出版“四编”，并且编好了相应的草目，但因1938年日军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造成商务印书馆再度严重损毁，编辑人员转移香港，出版“四编”的计划遂搁浅。时隔八十年后，在众多专家学者的支持下，此书重新出版，使《四部丛刊》这一古籍影印事业终获完满。此书由国家图书馆原发展研究院院长李致忠先生担任主编，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翁连溪、首都图书馆研究馆员周心慧、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陈红彦、文史研究专家柳和城为编委，历时一年零六个月付梓，由中国书店出版社出版。
张元济先生之孙、著名学者张人凤专门为此书撰写长序，并为此书的出版致贺。《四部丛刊四编》遵循前三编编辑风格，原样影印古籍，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其中，经部书籍12种，史部书籍36种，子部书籍28种，集部书籍47种，总计123种。所用底本中宋刊本29种，元刊本10种，明刻本43种，明代钞本11种，清代精钞本28种，清代精刻本2种，分别来自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以及日本静嘉堂等十三家藏书机构。
根据学者柳和城先生的介绍，1935年10月，《四部丛刊三编》第一期书出版，商务印书馆又编印了一册 《四部丛刊三编》预约样本。该样本除附有《初编》《续编》目录外，还刊出一份“预备续出之书”目录。这个目录，就是张元济先生计划出版的书籍。在他开列这个计划之先，他曾将选目寄给著名学者、藏书家征求意见。1937年7月22日，张元济在给吴其昌的一封信中说：“去岁奉九月一日手教，于《四部丛刊四编》应采用各书多多指示，不胜感荷……见正编订《四编》目录，前在日本照存……”这封信中谈及的，就是1936年9月1日之前，他向学者们发出的征求意见的函件。
张元济先生选取底本时，不但注重书籍的版本，更加注重书籍的内容。凡得到一个好的版本，必定亲自审订，看是否有错讹，若有错漏，必定亲自校勘一过，或者请名家代为校勘。可贵的是，此次出版的《四部丛刊四编》中使用的底本中相当一部分本子是张元济先生经手的本子，保留了张元济先生的校勘手泽，题跋、钤印历历在目。
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学者朱希祖向张元济致函建议：“《宋朝大诏令集》等大都颇希望早日出版，有数种书虽系宋元版而学术上似少价值者，以少收为宜。”张元济则回函表示：“《宋朝大诏令集》颇多讹字，尚须校勘，承属早出，自当赶办，以答盛意。”在当时的境况下，这部珍贵的书籍并未如期出版，而此次《四部丛刊四编》，则完成了老一辈学人的遗愿。
由于战火的原因，出版大型丛书相对困难，因而张元济先生试图化整为零，一部一部地影印古籍，他在谈及其中的一部书《北磵诗集》时给商务印书馆总务处主管丁英桂的一封信中说：
《北磵诗集》宋本毛样是在敝处, 昨已查得，可请勿念。《公羊单疏》毛样一本, 又刘刻二本、阮刻注疏本四册，又校记一本，另附致姜佐禹兄一笺, 请阅过饬人打存 ( 交下备查 ), 再送与佐兄……
然而烽火四起，即便是这样的策略也不能保障出版的顺利进行，《四编》的出版工作最后还是搁置，而当年已经制作好的毛样结局如何，已不得而知。在战乱时代，张元济先生以民族文化为念，孜孜于出版。时至今日，这一文化工程由当代学者接过“接力棒”完成，既遂先贤的未竟之志，同时也为当代古籍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四部丛刊》从面世之初，学界始终给予充分肯定和极高评价。前辈学者郑鹤声、郑鹤春早在《丛刊》初编出版不久，即在《中国文献学概要》中，称《四部丛刊》为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比肩的“四大编纂”。王绍曾说：“《丛刊》是一部前所未有的集善本之大成的大丛书，如果我们把《丛刊》的版本按时代和版刻地区加以排比，实际上就是一部变相的中国版刻图录和中国雕版史。”周汝昌认为：“可见无拘秦、梁，不限明清，凡所厚积，皆帝王之意旨，举国之材力，始能成彼鸿业。自兹而后，继者罕闻。而于是乃有菊生先生，乃有商务印书馆，乃有《四部丛刊》……而如斯盛业钜任，已非复出于帝王之意，国家之力，唯有一私家，一个人之张氏于举世不为之际，倡导经营，艰辛奋勉，而成就之者也！”而在当代的研究中，《四部丛刊》是古籍研究者使用频率最高的资料之一，堪称中国古籍的“版本库”，而《四编》的出版，则使这一版本库更加完备。
学者发言摘要：
国家图书馆原发展研究院院长李致忠：“《四编》的出版，是我们继承张元济先生的遗志，传世最好的版本。”
著名学者、古籍专家许逸民：“《四部丛刊》的影印，在中国近代的古籍整理史上是一件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前三编’的出版我不可能赶上，《四编》在当代的出版座谈，我非常荣幸。（张元济先生）选目既非常实用，且他的版本又高于一般的版本，对当代古籍校勘和点校而言，仍然是最好的版本。《四编》的出版，是很有意义的。”
学者周心慧：“《四部丛刊四编》的版本选取，是从目前国内藏书量最丰富的国家图书馆等十余家藏书机构获取的，是在张元济先生的书目基础上经过甄别的本子，说是目前古籍整理中最好的本子毫不为过。”
文化学者柳和城：“我们从上述张元济致丁英桂信可以知道，当时保存下来的《四部丛刊》未刊书已摄底版、毛样，为数不少。1938 年后‘孤岛’局势相对平静, 商务印书馆恢复了古籍出版。张元济曾经采取化整为零方针,一部一部印行。今天《四编》的出版，是对张菊老遗志的完成。”
新闻链接：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嘉兴海盐人。1911年，张元济加盟商务印书馆。他酷爱古籍，陆续收购长洲蒋氏、会稽徐氏、太仓颐氏以及盛氏“意园”、丁日昌“持静斋”、缪荃孙“艺风堂”等藏书家藏书，在商务印书馆内修建“涵芬楼”为藏书之所。这些图书，成为他后来编辑《四部丛刊》的基础。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1919—1937年短短的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他主持编印了《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3种古籍丛书共610种近2万卷，其中尤其以《四部丛刊》影响最大，应用也最为广泛。
《四部丛刊》的编辑和价值
1919年10月发布的，由王秉恩、叶德辉、徐乃昌、张元济等人署名的《印行四部丛刊启》中，总结了《四部丛刊》的“七善”。其中如用当时最先进的石印法影印、版型纸色画一、分期交款，有预约等，毋庸置言。它的价值，主要还是体现在选书的实用性和底本择选的珍善。
《印行四部丛刊启》就《四部丛刊》的编纂缘起及宗旨作了说明：“自咸同以来，神州几经多故，旧籍日就沦亡。盖求书之难，国学之微，未有甚于此时者也。上海涵芬楼留意收藏，多蓄善本，同人怂恿影印，以资津逮。间有未备，复各出公私所储。恣其搜擥。得于风流阒寂之会。成此四部丛刊之刻。” 所收录的，“皆四部中家弦户诵之书, 如布帛菽粟, 四民不可一日缺者”。不言而喻，这是出自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伟大的使命感，为了满足大众对古籍的需要，解决学者和读书人求书难的问题，是为国学续命，强调的是丛书的实用性。当然，所宣传的“家弦户诵”，是有些夸大其词了。但它确实解决了学者求书难的困境。学术研究所需要的高精尖，和文化普及追求的通俗易懂，本来就是难以兼顾的，并无可厚非；
《四部丛刊》版本选择的精善，当时就极为受人称道。为了找到最好的版本作影印底本，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的同仁们，可以说是费尽苦心，吃尽辛劳，用张元济自己的话说就是：“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弛域外。”《印行四部丛刊启》是一个包括张元济本人在内的25位藏书家的一份共同启事。《四部丛刊》初编所选底本以涵芬楼藏书为主，同时借影上述各家所藏宋元明旧椠。贡献最大的为江南图书馆、京师图书馆、常熟瞿氏（启甲）铁琴铜剑楼、乌程刘氏( 承干) 嘉业堂、江安傅氏( 增湘) 双鉴楼、江阴缪氏( 荃孙) 艺风堂、长沙叶氏( 德辉) 观古堂等，选择的都是世人难得一见的珍本、善本、孤本，其中“宋本三十九，金本二，元本十八，影写宋本十六，校本十八，明活字本八，高丽旧刻本四。释道藏本二，余亦皆出明清精刻”。（张元济；《张元济诗文》。北京:商务，1986年）二编、三编对版本的选择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为了成就二编，竟然整体购入了蒋孟苹密韵楼藏书，计宋本 563 册，元本 2097 册，明本6753 册，抄本 3808 册，《永乐大典》10 册。在购入之前，张元济对商务印书馆同仁说：“鄙意久思再出《四部丛刊》续编，留心访求，已有数年，无如好极不易得。如能将蒋书收入，则《四部丛刊》续编基础已立，再向外补凑若干，便可印行。”（转引自崔建利、王云：《<四部丛刊>编纂考略》。《山东图书馆学刊》，2011 年第 6 期。）并专程赴日访书，在一个半月时间里，他饱览了东京、京都等地图书馆的汉籍收藏，带回了46种罕见古籍的摄影底片，其中就包括被日本静嘉堂文库自中国收购走的皕宋楼藏书。
初编所收每部书都在屝页注明该书所用版本来源及原书尺寸。比如初编经部《尚书》就注明“上海涵芬楼借吴兴刘氏嘉业堂藏宋椠景印原书板匡高营造尺六寸六分宽四寸一分”，此举一方面利于后世版本学的研究考证，同时也可彰显各藏书家为了弘扬传统文化，以天下为公的义举。
张元济及其同行对《四部丛刊》中的每一部书都进行了校勘，并亲自动笔撰写了四十二篇刊记，从版式、刻工、避讳等多个角度入手鉴别版本，或阐述各集刻藏源流，或列出某字、某句在不同版本中的不同情况，附于正文之后，使读者读了《四部丛刊》本，在内容上就相当于见到了几种版本，大大方便了读者和研究者。诚然，金无足赤，《四部丛刊》在选目、版本鉴定等方面，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疏漏，但瑕不掩瑜，这些问题和它所取得的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正是由于内容精审，版本珍善，使《四库丛刊》具有了无可估量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胡适先生辗转北京、台湾、美国时，每到一地，必先购入一部《丛刊》，作为学术研究之用。日本学者武内义雄在谈到《四部丛刊》的价值时说：“《四部丛刊》实为中国空前之一大丛书。全部册数有二千余册之多, 非以前丛书可比。即其选择之标举, 亦与向来丛书全然不同。所收之本, 悉为吾辈一日不可缺之物。尤可注意者, 选择原本, 极为精细。于宋、元、明初之旧刻, 或名家手校本中, 务取本文之尤正确者, 并即其原状影印, 丝毫不加移易, 故原书之面目依然, 而误字除原本外, 绝无增加之虑。” （武义内雄：《说〈四部丛刊〉》。《支那学》，第1卷4号。）也有人评价说：“衡诸历代总集群书之多, 莫胜于《四库全书》；而网罗善本之富, 则当推《四部丛刊》”，从中都可以出学者对它倚重的程度。时及今日，这部编辑于近一个世纪之前的大书，仍然是学者案头之所必备。判断一部文献甚或一篇论文的价值，被其他著作引用是一个重要标准。据杜少霞先生统计：检索《人大复印资料(2002年―2004年)》数据，查询数据库23个,引用《四部丛刊》本古籍的有106篇；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理工、文史哲等9个专辑，从2000年到2005年作引文检索，引用古籍文献《四部丛刊》本的达2450 篇。（杜少霞：《试论<四部丛刊>出版特点版本成就及局限》。《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7年第6期，总第14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