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周智琛，2003年7月毕业于华侨大学中文系，历任东莞报业传媒集团执行总编辑，云南都市时报社社长、《都市时报》总编辑，现任深圳晚报社副总编辑。
我第一次走进这座小楼的心情是热切而青涩的。
它像一座远远的山，我经过十二年的路，终于要走向它了。四十多年时间里，它仰视华侨大学的云彩像闽南的大叶树种往高处生长，也积攒了这所学校成长的勇气和世事变迁后不甘于现状的心结。
十四年前的夏天，我提着大包小包进入这里，带着一番大志。老实说，作为一个中文系的新生，应该天生想象这种小楼是个与众不同的地方。我这样说并非带着自以为是的口气，而是当初确实是带着浪漫主义的心愿走向它的。
不是吗，中文系最令人感兴趣的不应是它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而是学生们的个性——奇特的、复杂的、多情的、甚至是受着煎熬的秉性。1999年的夏天，这种丰盛的想象让我这个一年级新生身上散发着神经质的光。
臆想传奇和渴望浪漫是神经质的人不可避免的偏爱。
大学生活的迷人劲儿，我用了整个高中毕业季来反复揣测。那时候我是一个没见过多少世面的人，这似乎也是个好事，年轻的好奇心，因为有了太多的未知，容易保持敏锐。
入校前，我痴痴想着，我是不会放过那里的任何新鲜玩意的，我会收集足够多的善感多情的故事，然后忠诚而热烈地传播给我认识的每个人。
但事实是，生活总是无趣，一种叫作“平淡无奇”的东西常常占据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席位。我的大学寄宿生活，并不例外。
如果不是因为这座名为北区一号楼的石头房子要拆除重建，我这辈子多半不会以此为素材写出一篇文章来。但就是因为它在浩浩荡荡的拆迁大潮中湮没了，很多过去的故事和人物从尘埃中呼啸而来，我才发现自己对这座不足以成为地标建筑的普通小楼真是一往情深，并且由于它被各地并不浪漫的校友一再浪漫化的怀旧和追述，很多过去的人事竟在回忆中显得生机勃勃。
按理说，我应该虔诚地描摹北区一号楼原来的模样，就像给死去的人画幅遗像，那样对生者和逝者都会有些慰藉。但想了想，确实没有必要了，无论一号楼此前面貌如何端肃，它的样子实在是太过普通：四层的石头房子，共三十多间房子，未曾气宇轩昂，未曾曲廊幽深，也未曾发生过对校史具有铭记价值的事件。
在我看来，北区一号楼木讷乏味，骨骼粗糙，最大的缺点，是难以吸引漂亮女生冉冉而来，所幸楼前有个便利的篮球场，男生们偶尔的赛事会让女生礼节性地围观一下。
新生报到那一天，我到得不早不晚，汗渍淋漓地走进编号为104的集体宿舍。约摸三十分钟内，八个床位的主人全部到位。
我永远记得住这八张笑脸：肖子鸿、张俊毅、丁思达、刘亮、刘志宝、孙弘毅、吴孙康和我，里面有六个泉州人、一个漳州人、一个福州人，这种地缘太过亲近的关系构成让我感到困惑——大学不应该是荟萃于五湖四海吗，怎地绕不出福建呢？！当然，困惑是一时的，新生活和新朋友带来的滋味很快冲刷了它。
我很快认清他们的面目，并且佩服自己十四年前对这些可爱同学的粗略分析至今依然有效。
肖子鸿总带着士兵式的微笑或严肃，随时表现出只有宽厚兄长才有的井然有序和愤世嫉俗；张俊毅质朴自乐，带着朝阳的味道，偶尔有激越的风暴，只是他太爱吃了，胜过爱他的大学生活；丁思达是典型的晋江公子，家境优越，善良多言，他身上的雅痞气息一度吸引了不少漂亮女生；刘亮关于追逐幸福生活的天赋很高，也是我们班最帅的男生，但这个记录只保留一个学期，因为他很快就转到法律系去了；孙弘毅年纪最小，他也是我今生见过最可爱的胖子，他对我的好，让人一度以为他喜欢上了我，当时还没有“基情”一词，要不就可以用来消除暧昧带来的尴尬。当初他毫不掩饰地嘲笑我：你怎么到了二十岁还不会用鼠标啊？这个举动严重挫伤我学习计算机的热情，以至于我计算机第一次考级没有过关；刘志宝整个大学期间说的话，加起来估计不会比孙弘毅一个月说的多，但他最具人气，因为他拥有我们班第一台电脑，蹭片子看需要看他的脸色。他还带头在宿舍养着一瓶绿萝，四年之间，满屋绿荫。这四处蔓延的绿，无数次出现在我毕业后的梦里；吴孙康是性情最好的男生，他紧张起来说话像我一样笨拙，但就算你给了他狂风暴雨，他给你的依然是温馨的春天。
同学的缘份是修来的，这里所说的“同学”既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值得回味的动词，但这种关系能否长久互持就不是缘分单方面所能决定的了。中文系有很多搅动我灵魂的幻境，使我发誓，万一有来生，我还来这里读书，但肖、刘、孙、丁的血液里有另一种强烈的愿望，由此他们分别转到法律系和工商系去寻找自己的梦想去了，很快彻底离开了我们的104室，其中肖子鸿的离开像是在骂人，他居然搬到106室，和班里其他同学为伍。他们的离开，使宿舍里平日惯有的卧谈寡淡起来。
中文系的女生们也许会对这种疏离做太多的情感宣泄和绵密表述，甚至被泪水汪得红红肿肿，可是我不会。他们选择离开实际上带着普遍的时代特征，倘若现在回学校寻问一遍，因不满专业意向而转读的人只会越来越多，更不用说是从冷门的学科出走的了。
对于大的人生选择，中国的年轻人很少采取玩世不恭或浪漫多姿的态度。我把这种“选择”视作一种年代的倒影，社会的多棱和变幻全映照到这些选择来。现时的“选择”，多半归位于主流。主流会让人阳光灿烂，主流不需要承受社会的太多指责，它绝大多数时候成功捍卫了它的追求者的利益。最厉害的是，主流不需要刻意引领，它从来都在第一时间占据生活的主导地位。当然，主流也会让人走火入魔，幸好它最终敌不过时间的手，主流会变。
当我看到昔日的同窗因能够成功转系所迎来其他人的羡慕目光时，我丝毫没有感到不快，倒是希望胜过羡妒，亲切胜过忧伤。当初，班里就只有我和另外一位同学第一志愿报考本专业，其余的同学全部是调剂过来的。强扭的瓜不会甜，可以选择离开，应该是可以看到更多希望的。
我开始热爱这座小楼了，并从诸多人物的行迹中寻觅自己想要的希望。我觉得自己应该诗意一点，就在满天滚动的红云之下，走到楼前的花草间，摘了一片叶子，寄给在上海读书的高中同学。
起初，我不太敢跟高年级的师兄有所交流，他们大多数住在二楼以上，生活在高处，哪怕是大剌剌的言行，都让我在心底里由衷地敬畏。其实我是想和他们热闹成一团的，不仅观察他们的神态，更想参与他们的生活。但整个大学期间，我从未真正走进他们。不要说进入他们的生活了，我连本班的同学，也未曾真正融入过。大学里，我是一个可怜的局外人，不是一个能让人感到舒服的人物，这怪不得别人。
我常常想念下雨天，整幢楼里有一种清寂的温暖。打牌或者看书，谈天或是看碟，都在一片滴答的祥和中。但我们宿舍的人，很是奇怪，从来不谈政治和理想抱负——除非是我不在的时候他们谈，或者我彻底忘记什么细节了。这让我觉得本来面积就不够大的屋子更显逼仄。
三楼的学生，更像是中文系的孩子。孩子是个很神奇的名词，没有纯粹的心，不足以被称之为孩子。三楼的力量，被一些这样的孩子一点点地透出来。在那些日子里，再没有谁像三楼的人那样吸引我了。他们既有让人向往的才情，又有琢磨不透的怪脾气。
我每周至少会到302室或303室去一次，围观他们的谈稿会，或是看他们横七竖八地躺着听摇滚，崔健先生常常在屋顶吊着的电视机里给他们开专场音乐会；他们的谈稿会总是很神圣，音乐会则充斥着一屋子真的下水道的味道，吞云吐雾是避免不了的，这点让自律会和宿管老师深恶痛绝。
我想说我的意趣和下水道的成员很相投，但他们打死也不会认可我。所谓的“下水道”，是一个同人写作组织，由302室和303室的部分师兄组成，黄典亿、邓远刚、蒋来、毕光辉、麦发明、皮厚江等师兄因之在我一生的记忆里光辉夺目。
他们每个人每周至少创作一件作品，体裁题材不限，自行用碳素墨水写在稿纸上，然后汇总起来，装订成册，悄然传阅。狂放不羁的精神、坚毅纯真的尝试、才气纵横的架势，是我对下水道最向往的。他们探究哲学、文学等问题，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或意识流写作等徜徉纸间。他们每周都这样让心中的火熊熊自燃，直至毕业。他们的行动让我重估了21世纪元年左右中文系学生的风景和价值，这样的后见之明绝对不是小题大作。他们的秉性多少有些逸气，其中黄典亿师兄很平静又有天才的谈吐让我至今难忘。
同系里另一些人物喷薄而出的发表欲和成名欲相比，下水道在这方面的内敛功夫十分了得。我相信如果不是因为我在这里往事重提，绝大部分老师和同学是不会知道这些典故的。
下水道在世俗上的惟一一次出名，是因为一场宿舍命名风波。那一年，宿管老师让每间宿舍给自己命名并用纸写上贴到墙上去，于是他们给自己的寝室取名“聊斋”，这让老师觉得别扭，令改名，他们想了想，在墙上添了一字，成“无聊斋”，这种偷懒的方式让老师震怒，震怒很不好玩，他们连忙将其改名为“奋发图强斋”，用以抚慰老师受伤的心灵。这种和世界妥协的做法让我们觉得又可爱又智慧。
我写下这个小八卦，丝毫没有要贬斥学校管理者的意思，相反地，是怀着一种深情，赞叹我们的母校竟然允许这样那样的奇葩逐次怒放。
我去找下水道的成员玩时，在走廊里很容易就能瞟见徐亭师兄睁着小眼睛的模样，他每次都在看书，夜里宿舍灯熄后，他会像流浪汉盘踞在厕所里有光照的地方。他的阅读量真是惊人，我不知道如何说他，后来在一本书上看到一句话，算是可以恰如其分地形容：长年埋头于书堆中，他自己也几乎变成一本书。
有恋书癖的学生无一例外地安安静静，要深究下去，说是呆也是妥帖的，呆到深处自然萌，那些拥有整体性渊博的“书呆子”是多么可贵。那个年代，这幢楼里坚持每天读六个小时以上书的人还真不少，遗憾的是，现在苦行的书呆子几成珍稀物种了。
浮躁不安的时代让行动着的大学生越来越多，他们以社会活动家的姿态构成了难以计数的总和，很多时候他们不纯粹为了“行动”，而是为了钱，甚至其它。
施锡安师兄是三楼里的局外人，亦是一个著名的行动者，但我敢肯定他的行动不是为了钱，他把几乎所有精力花在校文学社的事务上，无非是喜欢权力——一种打动别人内心的、影响外界事物的力量。他这种人由不得自己，像是进入了战争的阵地，枪打得好不好并不重要，关键是要拿起枪冲出去，否则就得被打死。他的内心也是敏感、柔软、多情的，对游历和流浪怀有强烈的渴望。大一时开始往外游走，到了北京钱钟书家门口，只想看看围城的主人一眼；大二时，钱钟书离世，他蹲在地上嚎啕大哭。他是一个任何人无法忘却的局外人。
阳光向上、紧跟时务、积极行动的学生干部们，是大学的意念在一年四季中噼啪绽放的种子。大学生活的主宰，必是由他们完成的。清高和内省的人可能会认为学生会或自律会的工作不足为，但风起的时候，总是学生干部们最有壮志了。
我也参加过各种社团，我也愿意像十八九岁的大学生做十八九岁时的事，为别人认为正确的事积极而动，但结果是，我成了这方面事务中常常失败的人。
三楼的成杰思师兄就不一样，他是学校里最有名的歌者，是校学生会的秘书长，是风靡华东地区的大学生辩手。他学习成绩也不好，可老师们宠爱他，同学们拥抱他，他是学校里快乐的那一群。每天晚上十点，他支着双手，在走廊里放声歌唱，久而久之就成了一个准点的闹钟。他的歌声优美动人，但绝不是可以让女孩子为之寻死觅活的那种，难怪他可以和和气气与男同学们度过最美的四年。
像成师兄般快乐的那一群，装满了各层楼。
快乐和多姿，是大学生活的天伦关系。各个楼层每天都有一群嬉闹的人，大中午地，阳光艳艳，似疯亦疯，似喜亦喜。
如果不会打篮球、踢足球，或是懂一项什么体育的技艺，那便是大学的门外汉。晚风吹拂的时候，下了场，绑腿和穿篮球衣的男儿，走在过道上，是十足男人汉。我对足球一窍不通，但认定它必有魔力，是从我们班的女孩施静永身上发现的。
小永一张干净利落的瓜子脸，很温和很女孩的性子，但她对足球的爱显示出她身上还住着一个男孩。中午的足球场上，阳光睡在女生们的脚上，唯有她，顶着大太阳，和系里的男生一样肆意地在球场上奔跑。她是裁判，是每一场重要球赛的裁决者。为了拥有球场上的权威，她特地考取了国家级的足球裁判资格证。小永是个云一样的女孩，毕业后，拎着一只小提包，到了一座陌生城市，在书店里当店员，读书和享受陌生的城市，等到渐熟的时候，她会换一座城市，十年来，也不知道她换了多少城市了。我对她的描写，无深意，只是想说明，中文系的女孩子也很有意思。
紫荆花开的季节，学校四处都很灿烂，各种国籍的学生就像阳光，热热的、温温的。北区一号楼那些混过学生会组织的大部分人物，要么显得很有深度、有情怀的样子；要么个性迥然，个别的人还有点流浪歌手的气质，即使这种人唱歌实在难听。当然，也有人实在讨厌，太让人想揍他一顿了——我混学生会的时候，像嗡嗡叫响的苍蝇无疑，咄咄逼人和颠三倒四的模样，常让我毕业后在无数的夜里恶梦连连。
那个可爱的学生干部名单可以拉得很长。如若将这些名字点缀在北区一号楼的老照片上，定是很多过来人心中一幅幅绮丽耐看的画。这些人物绝大多数住在二楼以上，个别住在一楼。
一楼住着的是我们班的同学，还有低年级的学生。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住在一楼而太接“地气”的缘故，这层的人，未曾有过生毛带角的奇人，也没有标榜理想的诗人，坦率地说，他们都是一些纯度很高的好孩子，但难以冲击人们的内心世界。
对我而言，大一以后，阳光郁郁。闽南时不时的雨水总是带来清新，也藏着沉郁，楼前高耸入云的柠檬桉脱皮后的斑驳树影和雨后的阳光告诉我，这里仍然是人文之地，有一种好闻的空气。我心里好想和同学们玩耍、谈心、读书、吃东西，可整个大学期间，他们的眼神和默言都告诉我，我进入宿舍就像是非法入侵。
我分明是这楼里的人，可是又觉得他们离我好远。
那个时候，英语好难、高数好变态，这种功课对于我似乎毫无意义，我厌烦查看功课表，很少去上课。
我在外面疯狂乖张的时候，同学们按部就班地做着学生该做的事，校园里的芒果几度由青变黄，厉害的同学英语早过了六级。
有段时间，我觉得自己跟偶尔光顾这里的小鸟差不多，多半的时候，更像是受伤的小鸟。闽南的台风之后，常有小鸟落难进了宿舍，没有人会为难他们，但就算是给了它们虫子和饭粒，总是无法拯救它们貌似还可以好转的生命。
大一暑假，我恋爱了。我丝毫不懂爱，不懂得用真正的、合适的、彼此都受益的方式对待一段渴望已久的恋情和那段长达四年之久的同学情，迷离无望的情感差点损坏我的脑子。深夜里，我的同学宁愿静卧凝听收音机里男性生殖保健广告，也懒得去理睬一个总用宿舍公用电话无休无止讲情话或跟女友失声吵架的讨厌鬼。
我像是中了魔法一样，当然这样说会被同学视作是我对自己的一种辩护，其实这个姓周的混蛋就是个魔鬼。也是，我经常做出一些让人奇怪的事情来，同学们看着气急败坏地叹气，但又隐忍着没有最终发飙，他们变形的嘴式就像电脑里常用的卡通表情，那种感觉一定糟糕透了。
当年我的偏执和放纵是可悲的，为了避免倒胃口，我还是不要再去密致地说明好了。我只是不得不重新简扼说明，我在大二的时候被学校降级试读了，这是个很重的惩罚，我的父亲差点没经得起这个打击———他被叫到学校见证儿子的颓唐和失败，并被告知，如果他的儿子再有半点闪失，将被除名。那是父亲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到学校来，尽管我已经变现出乖巧顺从并将彻底改邪归正的强烈态度，父亲的无助感丝毫没有半点消除，他僵硬着脸，带着母亲身上才有的叹息，陪着我回宿舍，我一边接受司空见惯的幸灾乐祸的目光，一边听着父亲的训导：这是什么狗屁地方，你还想再在这儿多呆一年？！许是父亲的无助感和恫吓所致，之后我毫无悬念地成了不好不坏的学生，磕磕绊绊地毕业了。同学和老师竟然为此感到惊愕：周也能毕业啊。
后来我深思过，是什么样的东西让我在那些年里带着神经质甚至是癫狂的气息，又是什么让我变成一种奇怪而邪性的生物？我将之归结为当初面临了三种困惑不得解：一是理想的困惑，二是知识的困惑，二是品性的困惑。这三样困惑，在大学期间我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后果当然不堪设想了。
世道苍茫，尘缘如梦。现在的大学生，如果出问题，绝大部分是输给了困惑。
我忆起了一个阴天，我回宿舍楼里，发现各个年级的学生笼罩在一种忧伤和惊骇之中。忧伤的是吴越智师兄自杀了，惊骇的是他致死的设计。
他那么优雅的人，竟然选择在安溪老家的后山上，用斧头将自己劈死，临死前，特地带着几本他爱的武侠小说。写到这里，我无法控制自己，呜呜地哭。他那样精致的人，有好古之癖，究竟是经过了怎样的困惑和绝望，才这样果决地自戮？这不仅是他的困惑，也是全体师生永远的困惑，和永痛。
对于这座楼，有时感情太深，再深情的故事都不足以解释。我在这里度过了一生中最不应该荒废但真的荒芜的四年。我实在不愿意说，荒芜也是一种宝贵的经历，其实它就是荒芜，但确确实实对我产生很深的影响。从前的大学，一读四年，影响一生，现在不了。入学是什么样子，毕业十年还是什么样子。
我们的大学，在这方面应该欣慰。它给很多人带来显赫功名、指引风云事业的同时，也博得学子的情深追慕。
现在在校园里守护老杜书屋、在校门口经营生意、在校舍内长期收罗八卦故事的那个长得不算年轻的年轻人，就是一个小小的典型。他是名师足下的古代文学硕士，我的同学。他完全可以到外面的世界去占据一个漂亮的席位，但他心甘情愿和这座学校常相厮守。我想等我有白发的时候再回到学校，他还是会在原地，只不过已戴着老花镜理书做账，看到我来，不会有惊喜，只会轻声说，你来啦，好像我也不曾远离那里似的。他的大名叫作杜继业，你或许认识他，你或许也会同意我的看法——这辈子，无论如何打扮他也不可能成为一名帅哥。毛姆说，一个人的外貌同他的灵魂这么不相称，这实在是一件苦不堪言的事——要描述老杜，不能错过这句话。
毕业十年了，这座叫北区一号楼的石头建筑选择在我们十年毕业聚会的前夕倒下了，这样的时机选得很残忍，也正当时。
这十年的时光不算悠长，这座楼里的人，还是历历在目。我们宿舍后来进进出出的人，我个个都记得，除了前面讲的八个，还有杨小寒、赖大洲、徐碧武、吕笔活等不同年级的舍友，我如果要写他们，这篇文章的容量显然是不够用了。至于我们班的同学，我更不可以在这里零零碎碎地讲述，我爱他们爱得完整，也应该写得完整。但我无论如何要写一个人，我的同学陈国运。他是班里最老实的同学，却于去年春天永远地走了。他在校时，住106室，安静，我以为这样的人可以活一百岁。不料，去年他情人节结婚，十天后竟查出肝癌晚期，他老实，怕大家担心，硬是守着这个秘密，不让同学去看他，不让同学去为他费心。
北区一号楼，就是这样，无奇澜，无壮美，但这里长满了故事，很真，回忆起来，暖心，也刺心。
也正因为真得深切，过往的错乱不堪、叛逆挣扎、困惑迷茫，都不是无意义的，所有的折磨都成全了我们——人生的丰富，丰富的痛，丰富的喜悦，皆在此间。而这些，随着长长人生路上的疼痛和喜悦不断滋长，只会越来越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