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寻找恶中之花：< 劳燕>创新叙事下的人性探索》——“承志文艺奖”2018原创文学大赛铜奖作品

寻找恶中之花——

《劳燕》创新叙事下的人性探索

（文艺评论）

文学院   张莹

本文系“承志文艺奖”2018原创文学大赛铜奖获奖作品

【摘要】 《劳燕》是加籍华裔作家张翎战争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也是她第一次将笔触伸向战争，伸向中美合作抗战的尘封历史。张翎在《劳燕》中，不断探索叙事方式的创新，采用的陌生化亡灵叙事手法，衍生了许多探讨空间，拓展了小说的广度与深度。尽管在人物塑造、叙述视角等方面发生了改变，但张翎仍将聚光灯对准人性，《劳燕》就意在通过展现女子姚归燕在苦难中的成长与蜕变，体现战争以及战后一系列非正常状态下，人性产生的裂变和迸发的能量。

【关键词】张翎；《劳燕》；叙事创新；人性书写

自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并定居国外后，“祖国”这个词，于张翎便有了一种“一语泪双流”的羁绊。在她的作品中不时表现出对故国故乡的回望。这种回望，往往体现于她的作品之中。就像在《雁过藻溪》中，末雁回到生命的源头——藻溪，去找寻失落的东西；就像《睡吧，芙洛，睡吧》中刘小河抛却不掉的故乡苦痛回忆。但是张翎并不囿于自身的边缘性身份，且试图超越对于自身身份的追寻，去探索跨越国界的普遍的人性。在《劳燕》中，张翎用一种超越性别的眼光去破译人物心理的痛苦密码——即以男性视角写女性故事，并探讨人性的裂缝与裂缝下的深渊或光芒。此外，陌生化的亡灵叙事以及叙事视角上的实验，也使得作品在虚实相生之间，更具探讨性与思考空间。

一、叙事手法的不断突破

“叙事艺术是作家美学意识的显性表现”[1]，也是文章独到的吸引力。“交错”是张翎在以往作品中贯常使用的方法。过去与现在，西方与东方相互交错，在她的笔下时间往往并不是线性的，空间也常常是非固定的。

时间结构上的“交错”，表现为眼下的现实是线，与现在牵连的过去不断地被展现于对现实的叙述之中。这在张翎的《雁过藻溪》、《睡吧，芙洛，睡吧》等作品中都有体现。

“交错”在空间结构上，则表现为“双城记”的模式。不论是《雁过藻溪》中的多伦多与温州，还是《睡吧，芙洛，睡吧》中的巴克维尔小镇与顺阳村，又或是《望月》中的多伦多与上海，现实与过去的交织使得故事场景随之轮转。交错的空间，一方承载着回忆，一方则寄托着现在。

但是自身有着突破与改变意识的张翎一直在寻找着新的叙事方式，这种尝试在《流年物语》中已有展现。在《流年物语》中，她将叙事结构碎片化，并且还新意地使用了 “物语”，“人语”与“物语”在文本中相互补充。而且每个小章节都有一个独特的物作为见证者，都从“物语”始，以“物语”终。“物语”的存在使故事更具有灵气和蒙太奇之感，也使张翎在叙事舞台有了更多“长袖善舞”的空间，为全知视角做了一种新的注解。

不断地拓宽着自己的叙事领域，发掘着自身的叙事潜力的张翎，始终向着人内心的深度掘进，在艺术的冒险中追求一种有难度的写作。到了创作《劳燕》之时，张翎运用了更为新锐、陌生化的叙事技巧。《劳燕》的叙事更为复杂，不是“人语”，也并非单纯的“物语”，而是一种多重补缀的亡灵叙事，其中，又穿插了新闻报道、日记的摘录、戏文以及两只狗的对话等多种形式。“亡灵叙事”在黎紫书的《天国之门》，方方的《风景》，余华的《第七天》等作品中都有所体现，但亡灵视角在他们的应用下是一种接近非聚焦叙述的特殊内聚焦视角，它往往打通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再以其距离感和荒诞性将现实的裂缝撕开一道口子，展露人性的鲜血淋漓。与他们不同的是，张翎使用亡灵视角时显得更为克制，她努力地控制着叙事距离，使叙事体现了独特的美学价值。

她让三个男性亡灵讲述一个女人——姚归燕的故事，并使不同视角下的“亡灵叙事”互文化。亡灵本是全知全能的存在，它洞悉了过去不曾得到解答的一切，但是，在《劳燕》中，每一个亡灵在回忆之时，都有意地规避涉及那些曾经的未知，尽量不去涉足他人的心理领域。张翎不去刻意打破内聚焦视角的限制，这使得每一层叙述中都有留白空间，这一层叙述中的信息空白往往需要另一层叙述的补缀。 “你中带我，我中带你”的互文方式让多重叙事相互结构，甚至解构，从而使故事血肉丰满，多角度地呈现于读者眼前。这种有意为之的减少信息，还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读者阅读时的探求欲，形成了一种“读者召唤模式”，让读者直接参与文本对话。

小说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姚归燕，她是三重男性视角的聚焦所在，是他们故事的中心，但是她在小说中却始终不是视角人物，对于自己的人生未能置一词。这是一种大胆的叙事实验，用互文式的男性视角来书写女性故事，让女性在叙事中失声，使得每一个读者都需要寻找线索，去还原真正的女主人公。也在还原的过程中渐渐触摸到人物饱满的血肉，体悟到历史尘埃掩埋的人性之痛与人性之光。

除此之外，张翎精心地使每一次的叙事都在关键节点戛然而止，让整个故事在还原的过程中扣人心弦，悬念迭起，张力十足。就像是关于阿美（阿燕女儿）的身世，在伊恩与阿燕分别的时候，阿燕未说出口的话永远停在了舌尖，这也留给读者一个迷惑。直到多年以后在刘兆虎看到阿美的蓝眸与卷发，明白了她的生父是伊恩的时候，读者也终于知晓了当年阿燕未能出口的话。迟来的真相更让人唏嘘命运弄人。

不仅于此，叙事手法的创新也体现在小说中穿插的其他多种文本形式的叙事，它们或是为故事更添真实感的日记与书信，或是为故事提供背景的新闻报道，或是对故事起到补充作用的“物语”……以幽灵和蜜莉两只狗的对话为例，这重“物语”视角反而比亡灵视角更接近全知，幽灵和蜜莉对于各自主人的隐秘心事，对于四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清二楚，它们看到了人未能窥探之事，直白地剖析着人的隐秘心理，提供给读者大量文本线索。

可以说，张翎的创新叙事既在于对自己的不断突破，也在于对某种手法的创新使用，这种技巧实验不仅更好地展现了作品主题，也带来了显著的艺术效果。

二、永恒的人性探索

尽管“在绝大多数现代叙事作品中，正是叙事视点创造了兴趣、冲突、悬念乃至情节本身”[2]，但是叙事手法还是要与主题密切相关的。《劳燕》中叙事技巧上的探索，并不是单纯为了追求艺术难度，它还是探讨极端环境下人性的裂变与力量的艺术手段。

《劳燕》中所有人物都因战争相遇、相知、相伴，也正因故事孕于战争脏腑，我们能从中看到太多人性的复杂与裂变，却也感受到了宽恕之爱的无限力量。

小说中命运的捉弄在每一个人身上体现，不论是死于与自己一生相伴的手术刀的最后一次龃龉的牧师比利，还是一心投靠延安却成了蒋介石弃履，内战结束后被抓去服役的“抗战老兵”刘兆虎，或是远渡重洋参加战争却不禁自我诘问：这是谁的战争的伊恩。每个人都是战争的棋子，身不由己。巧合与阴差阳错嘲弄着他们的人生。

每一个人的人生都随着战争，随着历史的洪流起起伏伏，也因这身不由己与苦痛，每个人人性的千疮百孔和裂痕都展现得淋漓尽致。牧师比利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几次救斯塔拉于苦难，也用手术刀救了无数人，将上帝的福音传播，但是在战争中他也学会了灵巧如蛇，他在自己所谓的爱情中迷失，出于私心，他向斯塔拉隐瞒了她的身世流传于军营的真相，也向伊恩隐瞒斯塔拉已有身孕的事实。他始终在信仰与情义中挣扎。而伊恩，他是一个怀有诗意的美国青年，但却对温德始乱终弃。他将一切归结于“记忆是一件很脆弱的东西”[3]，回到美国后将月湖的一切视为过往云烟，他对于命运的慨叹多少带有点遮掩自己自私本性的意味。而这点自私在多年以后出现的阿美（他与阿燕的女儿）面前再也无处藏匿。他不得不在悔恨中离世。刘兆虎有一腔报国热情，有见识有胆量，作为一个士兵他成绩优异，并且能够在曾与他为敌的队长有难时伸出援助之手。但作为一个爱人他却懦弱忧郁，狭隘无比。阿燕受辱的经历是刘兆虎的心结，受过新教育的他却丢不掉贞操观念与对女性的歧视。他对于受辱后的阿燕的厌恶与疏离令人心寒，尽管他的良心一直在拷问着他，但是他却不愿向良心低头，始终用高人一等的眼光来看待阿燕，看待女人。当阿燕到合作所控诉时，他不敢接阿燕的眼神；阿燕为鼻涕虫收尸时，他惶恐害怕，阴暗地揣度阿燕的心思；当抗战结束后，他私以为阿燕仍是那个为他马首是瞻的女人，即使看到阿燕的蜕变，大男子主义仍然怂恿者他低看阿燕，认为阿燕出卖身体求生，愤然在报刊上刊登离婚声明。即使最后选择了与阿燕终老，他仍然没有走出自己的心病与成见，他对阿燕贞洁的怀疑自始至终，最后怀疑妻子不洁的羞耻之感让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因阿燕而感受到的“耻”纠缠了他一辈子。成为一个亡灵后的他自剖自省，意识到了自己的罪恶与自私，但他仍然看不清真正的阿燕，无法了解真正的女人，太多东西蒙蔽了他的眼睛。

人性复杂难以揣测，每一个都可以是善良的，但这善良之中又可以包含许多残忍的杂质；每一个人也都可以淳朴，但是这淳朴之中却还有愚昧。就像是比利的私心欺瞒，就像是刘兆虎的懦弱、怀疑，就像是伊恩的始乱终弃，使得他们都成为了灰色地带的人物，且每一个人的灰度又有所不同，层次颇丰。善与恶既泾渭分明，又往往只在一念之间。

也正因灰色地带的存在，阿燕的良善与宽恕就愈加显得难能可贵。姚归燕，这是阿燕最初的名字，也是原本的她。多重叙事给她带来了多重身份，她变成了阿燕，变成了斯塔拉，变成了温德。这三重身份也代表了三种文化，它们在她的身上激荡、融合。刘兆虎眼中的阿燕是善良浑朴又勇敢辛勤的中华文化的象征；比利眼中的斯塔拉则带着一点基督教的神圣意味，星星之光可以救赎世人；伊恩眼中的温德，则是风，是自由开放的青春的代名词。在三种文化的互补影响下的阿燕，终于在苦难的洗礼中蜕变。她由战争苦难的最终承受者成长为苦难的超度者。那些由战争直接带来的抑或是间接产生的罪恶都在她的身上刻下了痕迹，出人意料的是，埋下的罪恶却开出了花。这个困境中的女性将一生过成了“史诗”，在命运的嘲弄与历史的裹挟中创造了自己的伟大。她身上体现着人性之恕，虽历尽人性的怨愤、猜忌，却指向包容和理解，意在抒张宽恕，弘扬大爱。成长而就的蜕变令人动容。

阿燕就像水一样——水是张翎喜欢使用的意象——张翎笔下的女人往往就是似水又如山。阿燕在人生最谷底时悟出看破一切活下去的勇气，化茧成蝶。在被鼻涕虫欺侮后，她的自尊自强意识得到了觉醒。她鼓足勇气向所有人展示了自己血淋淋又难以启齿的伤口，却发现“面皮”这种东西撞破了以后便也不怕了，她终于不再畏惧飞尘一般的流言，得到了自己的新生。为了真正独立，她跟着牧师比利学医，希望有了一技之长，能够紧紧握住他人的脚后跟让他无法回身踢自己。她成功了，重回四十一步村，重拾人心，日后在与瘌痢头的博弈中也没有居于下风。在这方面，她是个新兴的，敢于追寻的女性。

阿燕的韧性与自尊自立是她闪光的原因，她的宽恕与爱又是令她熠熠生辉的另一个方面。这种宽恕与大爱，尤其在她与刘兆虎的一生羁绊中可以看出来。对于一而再再而三伤害她的刘兆虎，她不计前嫌地几番营救他，甚至与他结为夫妇。在饥荒的年代，为了让重病的刘补营养，她变着花样弄来食材，不惜卖血。以德报怨正是阿燕对于命运之于她的打压的最终回应。

这个女人既坚韧又柔软，像水一样包容世上一切污秽，又像山一样扛起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每一个人都向她的生命之囊伸出了罪恶之手，无论是刘兆虎，比利，伊恩，阿美还是四十一步村的村人等等。当每一个人在阿燕的爱与宽恕中得到了自身的救赎之后，却也使她的生命在无穷的被索取之后萎顿。可即使成为枯槁的老太太，人性之光依然在她身上闪耀。

三重男性视角从三个不同的层面展现了阿燕的形象，读者在抽丝剥茧的不断还原之中，走近阿燕，认识阿燕。阿燕的形象不仅没有因此而模糊不清，反而更加生动立体，有待挖掘。

三、陌生叙事带来的丰赡外延思考

《劳燕》的叙事创新带来的艺术效果也是很显著的，它给我们带来了丰赡的外延思考。

第一，多重视角必然带来的多角度，以及亡灵叙事带来的距离感，让我们尽可能避免了用非黑即白的眼光来看待每一个人物，反而能够更好地直面人性的复杂性，探索永恒的人性话题。《劳燕》中人物不是单纯的纯粹的，人性在他们身上折射出各种各样光，正如张翎自己所说“我们的观察力强大与否，某种意义上表现为我们能看到多少个层次的灰。灰的层次越多，越能表现人性的丰富。”^[4]《劳燕》独特的互文性亡灵叙事不仅使文本本身的广度延伸了，层次和内涵都更加复杂，而且在人性的表现方面也更加深刻。刘兆虎也好，比利也罢，小说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秘密。在叙述的同时被叙述，也在隐瞒的同时被揭露，从多个层面还原真相。

第二，当多重叙事的补充失去时，留下的叙事缺口所带来的空白反而更加丰满了人物。在刘兆虎最后的叙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关于“掖进衣角的裤腰带”的叙事缺口，这个缺口因其他叙事补充的失去，随着刘兆虎的死，故事的戛然而止而成为永远的谜团和留白。刘兆虎一贯带有对于阿燕曾经失贞的芥蒂，尽管他忏悔，自我拷问却也始终放不下这种介怀。在阿燕救他出狱时，他咽下去的那句“这次你又是拿什么救的我”，再到逼死他自己的对妻子失贞的怀疑，阿燕受辱的经历始终是他不能言说的心病，因而对于裤腰带的异常，他自然而然又想到了出卖。正因为刘兆虎个人主观色彩过于浓烈，在读者眼中他在此类事件中是一个“不可靠叙述人”，读者会更希望自己去寻找答案。在那样的饥馑年代，为了丈夫，阿燕已经选择卖血，走投无路之下用身体与瘌痢头交换，换取为即将死去的丈夫补充营养的食物并不是不可能，这个如蒲草一般坚韧的女人，能容纳这污浊，为了她所爱之人无私奉献。但阿燕遭受过因失贞而带来的种种不幸，她学医救人，自尊自强，终得以化茧为蝶。她通透似水，有着除了委身以外的更多方法扼住他人的咽喉，不至于走到这步田地。张翎始终不让阿燕成为叙述视角，不让阿燕自己发声，我认为是因为阿燕无需辩驳，这个“恕与爱”造就的女性，这个苦难的超度者，不需要加以任何藻饰，无所谓真相，作家张翎更想让我们直接触摸的阿燕身上的“恶之花”。

第三，身份多重带来的对于身份认同的追寻。《劳燕》用三个男人亡灵来写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在这三重叙述中有着三个不同的名字，这不仅预示着她生命的复杂性与悲剧性，也暗示了一种身份认同的焦虑。作为读者的我们在称呼女主人公时都会发现问题，她究竟叫什么？（在我写下这些文字时，就时时在拿捏这个问题）每一种选择都似乎厚此失彼，不甚恰当。同样有这样身份认同困境的还有牧师比利以及伊恩、刘兆虎，甚至是每一个人。比利出生之前就注定是被献祭者，他既是感性的牧师又是理性的医生，在战争中他做了许许多多与牧师身份不符之事，因而成为亡魂的他漂泊于两个大陆却难以找到归属。伊恩因一腔爱国情参加战争，却成为战争中的一颗棋子，不知自己究竟为谁而战。这是战争的荒谬性，也是人的荒谬性。而刘兆虎呢，为抗战出身入死的“抗战老兵”却在战争胜利后入狱。每一个人的自身身份都带有模糊性，但是每一个人在外在部洪流退潮时，却都指向回到故国故乡，就像比利死于回国的船上，伊恩回到美国，阿燕和刘兆虎回到四十一步村。就像是张翎自己所说的：“战争不仅让有情人不能在一起，也让人与故土和家园分离，让人与多种社会关系分离。战争的结果就是一种分离”，正是这种剥夺与分离让人对于自身的认同有了种种困惑 。

《劳燕》在叙事技巧上创新带来的思考还有很多，有亡灵叙事带来的距离感透出的审美意蕴——她写罪恶却不控诉，写悲伤也不泣血，她让悲伤远离，再把人性撕开，把所有惊涛骇浪隐匿于精致诗意的文字之下；还有因亡灵叙事手法而带来的宿命意识，知晓了结局的叙述常常不可避免地穿插预叙，这些预见性内容像是句句谶言，使得小说笼罩于命运阴影之下……但是形式的改变旨归于作者寄予作品的深厚内涵。即使在种种外延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命运洪流中的人与人性仍是张翎关注的核心。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上面爬满了虱子。《劳燕》在舒缓的娓娓道来中糅合了毫不留情的一针见血的刺痛，这是一个人性的故事。虽然“毁灭我们的不是战争，而是人性”。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拯救我们的也是人性。因战争而形成的人性荒芜，只有爱能来复原。

【参考文献】

[1]张翎:劳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7.

[2]宗波.他乡视角下的人性书写——张翎《劳燕》的叙事与美学[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13):114-118.

[3]周春英、成朱轶. 论张翎近作的叙事新变——以《流年物语》《劳燕》为例[J],宁波大学学报.2018（31）:37-42.

[4]房萍.水意象：丰富意蕴的修辞表达——张翎小说的一种解读[J],长江学术.2014.4:16-21.

[5]王春林.亡灵叙事与战争的深度反思——关于张翎长篇小说《劳燕》[N],文汇报, 2017-3-21(12).

[6]谢尚发.在女性悲歌中超越苦难[N],文艺报,2017-8-11(4).

[7]《张翎<劳燕>创作谈：通往玉壶的路》[J/OL]，中国作家网，2017.3.

[8]《张翎：“人”真是个叫我惊叹不已的造物》[J/OL]，中国作家网，2016.5.

[9]《评张翎的<流年物语>》[J/OL],《文学教育》,2016.11.